康烈华的书房在二楼，一张大书桌，四壁是装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地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一摞书。今年84岁的他，一头白发，精神矍铄，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房间度过。

往窗外望去，隔着草木丛生的后院，可以看到邻居院子里的一根电线杆。油绿的藤蔓向上缠绕攀爬，康烈华随手一指：“1973年，就是在这电线杆底下出土了玉璧。”

良渚的地下都是宝贝。

被誉为余杭区“体制外保护良渚文化第一人”的康烈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时在田间地头经常捡到些奇怪的小石头引发好奇；到后来投身研究和保护良渚文化；在步入晚年后用了五年时间带领团队完成197万字的《良渚镇志》。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他有着刨根问底的执着，也有着一往情深的热爱。

康烈华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梦。前半生身处逆境，历尽坎坷；现在家和子孝，晚年幸福，人生之梦可谓圆满了。

“我生于1941年，亲身经历过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共和国走过的路都在我的眼里，共和国75年来的经历都在我的记忆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也投身于良渚的保护和建设中，大儿子康宏果也被授予“良渚遗址保护特别贡献奖”。2022年，康宏果家庭被评选为“全国五好家庭”。

时光回转，良渚曾经矿场遍地，开山炸石让山石裸露、满目疮痍，良渚文化岌岌可危。而现在青山还绿，遗址重生，这张世界级的文化“金名片”越来越亮眼。

这片土地不一般

康烈华很早就意识到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一般。

他出生于良渚安溪后杨村，“我小时候在田地里务农，在坟山间放羊，地上就有石箭头和青色磨光石头‘浮’在那里，我总当宝贝一样拾回家。”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他经常当作玩具把玩的，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石镞、石锛。

那是20岁的某一天，他去舅舅姚今霆家做客。姚今霆也是一位良渚文化保护者，还是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的小学同学。康烈华在舅舅家看到了施昕更赠予姚今霆的考古报告《良渚》，书页已破旧，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小时候拾到的东西是一种文物！”

书中写到的有鱼尾纹的黑陶鼎片，过去在地里常有人挖到，大多直接敲碎，想到这里，康烈华一阵心痛。那以后，他加入了“良渚文化学会”，立志以保护良渚文化为己任。

1973年，就在那根电线杆所在的邻居家院子里，村民们在挖沼气窖时，山锄子挖到硬物迸出了一串火星。大家吃了一惊，用手向洞壁上掏挖，泥土细松发绿，一掏二掏竟一连挖出近十个圆形“玉饼子”。

这是良渚玉璧。

那时候，村民们对良渚文化和玉器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文物的价值。33岁的青年康烈华知道后，便去动员邻居，“地下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讲了很多道理，邻居同意捐献给国家。康烈华和侄儿两人，各拎了一个布口袋，装着15公斤左右的玉璧，送到了浙江省博物馆。

浙博人员看到这些宝贝也是大吃一惊，十分欣喜。两个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请对方出具一个收条。浙博打了收条，又给了他们两人五元钱，作为往返的车费。叔侄俩捐献完文物后高高兴兴回了家。

后来，康烈华也有一点遗憾：如果留一部分给当时的县文管会，当地的博物馆就会有一批镇馆之宝了。

1987年7月，他补上了这个遗憾——他把自己从小拾来的、精心收集的60多件良渚文化石器、陶器，捐献给了余杭县文管会。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儿子康宏果对良渚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2006年，一件更传奇的事发生了。

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但他的选择却是必然的。

康宏果在自家竹园地（皇姑坟）上造房子，帮工们在墙基边缘西南角挖出了四个圆饼状的东西，又是玉璧！

这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良渚玉璧的价值，就有帮工偷偷将玉璧藏起来带回了家。康宏果立刻找父亲商议，决定把好不容易批出的造房子的事情先放一放，首先要去通知良渚遗址管理所的费国平所长和施时英副所长（施昕更之孙）。

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一定要搞好保密工作，不能向外透露工地上出玉的消息。协助收缴好出土玉璧，一件也不能少。”

“文物跟我在一起最安全！”那天晚上，康宏果把车开到工地边上，抱着从帮工那儿收缴回来的玉璧，在车里守了一夜。

后来专家们都来了，挖掘现场，灯火通明，围观人群如潮水一般。后杨村皇姑坟遗址一共发现良渚文化墓葬九座，200余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大型玉琮、玉璧、玉管、玉镯都有。这是康家最激动的一刻，他们自己成了传说。

曾经拿着标尺在良渚各村的墙上刷上“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标语的康烈华，当时并不能预见，自己跟文物的缘分竟这么深。

通往“世界”的13路公交车

1973年给省博物馆送玉璧时，康烈华从安溪后杨村步行到良渚，坐13路公交车，走莫干山路，花了一小时到武林门，再转到孤山。

彼时的13路公交车，就是现在的313路公交车，从瓶窑开往当时杭城的地标武林门。良渚人去往杭州都坐这趟车。

这趟车也载着康烈华，圆了他的“大学梦”。

康烈华家耕读传家，他从懂事起就热爱读书，梦想“读书报国”。可是9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孤儿寡母，生活顿时穷困。1956年，16岁的康烈华考上瓶窑中学时，母亲将自己的嫁妆、家具全部卖掉，甚至将住屋的楼板也撬了卖钱，才凑够了72.5元的书籍费、学费和伙食费，让他圆了中学梦。

初中毕业后回乡，他白天在田间劳动，夜晚自学高中课程。煤油灯灯火如米，心中的大学梦不熄。1975年，他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这一年，康宏果7岁。

问及对父亲最深的感触，康宏果脱口而出：“坚韧、忠厚。”

幼年康宏果的印象中，父亲知识面很广，村里人都尊称他一声“康老师”，每天下班后几乎都是在学习。那时已经用上了电灯，但生活仍然艰苦，为了省电，父亲用10瓦、15瓦的灯泡，拉得很低，要么看书，要么写材料。

康烈华当上老师后的第二年就考入了杭州教育学院中文科，一周两次，半脱产学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和住宿。城站候车室的长椅成为康烈华的旅馆。下课后夜里去打个盹，天亮又赶回学校上课。

康宏果跟着父亲，坐着13路公交车，去过两次杭州。有一个好心的授课老师见他们没钱住宿，就带他们回自己家打地铺。康宏果总也忘不了躺在陌生人家的地板上的夜晚。

1981年，康烈华终于获得大专学历，后来又考入浙江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13路公交车的无数次往返，前后八年的进修，他不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也用这样一种方式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这种坚韧的品质，带领着康烈华走了一程又一程，也照亮了康家人的路。那时的教材，每一本都精心地包上书皮，现在依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康烈华的书架上。

申遗成功后的新愿景

康宏果是在2013年从企业副总的岗位上辞职，回到村里的。

“真的是缘分。”康宏果这样形容2006年那次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文物“邂逅”，“我开始认真思考父辈们用毕生守护文化圣地的意义。”从那时起，他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宣传保护良渚文化。

真正决定辞职到村委会工作，是召开了“家庭会议”的。时值港南村被列为余杭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批村庄，正是要发展的时候，父亲康烈华对他说：“要干就好好干。”

说起自己的儿子，康烈华也是脱口而出：“忠厚。”

2020年，康宏果开始担任余杭区良渚街道港南村党委书记。

村道旁是大片的水稻田，村子里是一幢幢漂亮的农村自建房，一眼望去赏心悦目。康宏果说，近些年乡村变化很大。2013年底，浙江省启动“五水共治”行动，村里治理了河道，后来又开始村庄的美化，实行垃圾分类，对破旧墙面进行整修。“村子的环境越来越美。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把环境建设转向农文旅融合发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

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更高了。康宏果为大家讲述良渚文化，带领大家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让更多人了解和守护良渚文化。

在康宏果看来，如何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是他的课题。

“保护是为了更好发展，有了良渚文化的挖掘，良渚才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些都会为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源，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让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

“现在，我们村启动任何一项工程建设前，都会主动报告文物部门。”康宏果说。

2019年夏天，随着世界遗产大会的一锤定音，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成为实证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给了康宏果莫大的信心，“作为这方水土的原住民，我们更应该好好地保护它，爱护它，有责任讲好良渚故事，让更多人看见良渚。”

那个在墙上刷标语宣传文物保护的年代过去了，文物保护也从民间自发变成了官方组织管理，更有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一端连着中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另一端连着现代数字文化，良渚历经数千年沧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84岁的康烈华依然每天伏案工作，主编《良渚》杂志20年，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完成了三本志书的编辑，亲历了良渚文化从默默无闻到世界闻名，康烈华说，现在的他就想和时间赛跑，再写一本有关良渚乡土文化的书。

“我终于从听故事的人，变成了讲故事的人，曾经给我讲故事的人，也成了我所讲的故事里的人。而现在后辈眼神里的光彩，和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康家几代人接力守护这一方土地，而它必定还会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