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变化，就像雨后春笋一般。

《杭州市乡村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一年来，点点滴滴的变化，在乡村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后，建德市新叶村党委书记叶向滨不仅要扛起“守好家底”的担子，也迎来了“做大产业”的新机遇；天南地北的年轻创客们来了，桐庐县深澳村的村民申屠百宽见证着古村从沉寂到兴盛，捎带着也吃上了“旅游饭”；懂理论、善实操的余杭区乡村建设工匠包建明，“手艺活”越干越红火……

不一样的变化，还在持续发生。

“老家底要守牢，村里的生活也要好起来”

“与其说变化，我更欣喜的是看到了‘回归’。”在谈论《条例》实施时，浙江工业大学可持续环境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晓青教授的一句话，勾起了记者的好奇,“回归？”

“对，回归乡村本源风貌和自然形态，这个观念和实践在不断深化。”朱晓青进一步解释，《条例》中明确要尊重村庄原有格局、保持风貌整体性、促进文化传承等，“通过村庄规划设计、保护本土建筑、采用本土材料、打造本土工匠队伍等，留住乡味、体现乡韵。”

带着对“回归”的探寻，记者将目光投向了杭州的古镇古村。

盛夏荷花季过后，走进被誉为“明清建筑露天博物馆”的建德大慈岩镇新叶村，游人离去后的古村添了一层“慢下来”的闲适。

“现在来也不晚。”新叶村党委书记叶向滨带着记者慢行在村中青石板巷里，穿过一处处的白墙黛瓦、兽脊斗拱和高低错落的马头墙，“我们刚完成了十几处古建筑的修复，来早了，一些景点可能还进不去呢。”

2023年4月，建德被列入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其核心区就在大慈岩镇。因此，这位网红村的当家人感到“担子重了”，也看到“机会来了”，“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村里的很多项目就可以动起来了！”

说到这，他兴奋地跟记者数了数村里正在推进的项目：由原新叶村小学更新打造的美术生研学楼已完成，很快将投入运营；上海的运营公司租下了村里两处老宅，正在打造特色民宿；还有古籍图书馆、昆曲馆项目……“‘老家底’当然要守牢，也要让村子发展起来，村民生活好起来、富起来。”

“其实就是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叶向滨的话，建德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换了一种方式表达，“我们要护住乡土、留住乡亲、记住乡愁，也要实现乡村振兴。”

他随之向记者介绍了一年多来的“建德实践”。

“我们编制了各类规划，大到整个片区，细到每个分区、每个节点，都有对应的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哪个部门管什么、怎么保护，资金怎么花在刀刃上等等，都有详细规定。我们还专门培育了一支本地传统建筑修缮工匠队伍，解决目前古村落普遍面临的传统手艺人断层问题。”

“那怎么做好利用？”

“还是要靠项目来带动，我们谋划了44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亿元，根据每个村不同特色和基础，有的发展旅游，有的发展研学，有的突出‘非遗’特色。”该负责人着重点出了当下盛行的“运营前置”理念，“每个项目我们都要先定好运营团队再推进，全程参与规划、设计，这样既确保了项目落地不‘不变形’，也避免了同质化。”

走进更多的传统村落，记者不仅看到了风貌和传统的“回归”，更看到了向发展与复兴的“出发”。

在桐庐县深澳村，记者看到蜿蜒如初的老街上、巷子口，古建筑变成了咖啡馆、制香坊、手作店，一条“百匠街区”，盛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的“乡村情结”。“现在村子热闹了，游客越来越多，我这家村口小卖部的生意也红火了不少，闲来无事我也顺带当当导游，给客人讲讲深澳的故事。”年近八十的本地村民申屠百宽没想到，自己如今也吃上了“旅游饭”。

在萧山楼家塔村，记者看到艺术成了街头巷尾的装饰陈设，“美创空间”、画院也进了村，“细十番”体验成了新的旅游打卡点，更重要的是，来村里的艺术人才也越来越多了……

“这么多年来，杭州一直在探索传统村落‘以用促保’的路径。”市建委村镇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探索经验也凝结在《条例》中，变成一套包含申报、认定、保护、活化利用等各环节的规范，对不同村子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和发展模式，“目前全市166个传统村落全部完成了保护规划编制，我们还在开展数字建档，建设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用技术留住老村子的样子。”

跳出来看，记者感受到的是，“村子乡味变浓了，而且每个村的味道还不一样。”

“活多了收入高了，干活劲头也更足了”

由守护乡土风貌，引申出了另一个问题——那些扎根乡土建设的工匠们，《条例》关注到了吗？有没有给他们带来变化？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上了余杭区的乡村建设工匠包建明。

眼下，这位在村子里干了三十几年活的“老师傅”，又捧起了书本。“都是为了接区里的小额工程，这可是香饽饽，要想承包，就要一直培训学习，可不简单呢。”

去年8月1日，《杭州市乡村建设工匠承接小额工程的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简称《指导意见》）作为《条例》配套政策之一同步施行，对“鼓励信用良好的乡村建设工匠参与乡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这一规定从操作层面进行了细化，推动全市落地。

过去，杭州一直通过积分制管理、开展技能培训、比武竞赛等，把工匠队伍管起来、手艺技能提起来，“现在，我们还要用激励机制，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市建委村镇处相关负责人算了算，《指导意见》实施后，各区（县、市）乡村小额工程发包给乡村建设工匠明显多了起来，去年8月至今，全市累计已发包小额工程679个，完工559个。

“这也是《条例》的一个亮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杭州这个做法就是很好的贯彻落实举措。”在朱晓青看来，工匠队伍是乡村建设的基础，“这一部分人强了，乡村建设的质量就有保证了。”

不过，要吃到“香饽饽”，还要凭真本事。

记者在余杭区调研时了解到，该区采用的是“直包到匠”模式，即30万元以下小额工程建设项目直接发包给个体工匠，但工匠们要拿到小额项目招投标的“入场券”，不仅要通过一般的乡村建设工匠培训考核，还要通过小额工匠的理论学习和工匠（入库）实操技能测评。

“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一套5册一字排开，余杭区住建局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陶钧向记者展示着区里“新鲜出炉”的小额工匠培训教材。“你看，这是今年我们根据《乡村建设工匠国家职业标准（2024年版）》编制的，内容包括小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农村公路养护等，都是村级工程中比较常见工程类型，还有这些工程的施工技术和造价等，也是现代工匠应该要掌握的专业技能。”

通过理论、实操两道关，每年小额工匠还要接受继续教育、技能提升。“我们正探索建立一套标准化培训流程，把更多乡村建设工匠带进来，把工匠队伍带起来，让干得好的工匠拿到标。”在陶钧看来，做好乡村建设工匠培育，就是实实在在地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这样一来，专业强、信用高、口碑好的乡村建设工匠，“蛋糕”就能越做越大。

记者从临平区拿到的一组数据也可以作为例证。仅去年一年，该区面对小额工匠发包了266个项目，交易金额达8486.35万元。

“不仅是工匠们更有积极性了，这个政策可以说‘一举多得’。”临平区审管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说起了小额工匠政策实施的好处来：既简化了乡村小额工程发包程序、节约了时间成本和建设成本，还形成了村民监督机制，破解了乡村小额工程量大面广监管难的问题。

采访中还提到，去年《条例》和《指导意见》实施后，临平区对本区政策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调整，增加了“码上评价”、实行了季度通报、明确了工匠不得同时承接多个小额工程等。

“调整后的规则，不仅投标中签的机会更公平了，而且工程的质量、工期也都有了保障。”临平区乡村工匠戚国平算了算，过去一年中了4个小额工程。如今，他不仅能建农村自建房，还能接村里的道路、绿化景观、广场、停车场等各类工程，带的施工队越来越强，业务范围也越拓越广。“活多了收入自然就提高，干起来更有劲头！”

“要持续领跑，需要做的更多了”

就像石头扔到水里，《条例》出台带来的变化，也在乡村里逐渐扩散，泛起涟漪。

经初步统计梳理，目前全市1905个行政村实现了普法全覆盖；已经出台了41个配套制度文件，多项举措全国首创；还有15个配套制度课题研究正在推进中……

以法治助力高质量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杭州还要做什么？

“其实要做的更多了。”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坦言，“这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程，这也决定了《条例》还有进一步完善、强化的空间。”

曹晓辉也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杭州在乡村建设方面有着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过去几个月，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规划院一所副所长曹晓辉对杭州乡村建设工作和《条例》落地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深度调研，“杭州乡村建设在提升城乡共富水平、优化生态环境、创新建设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工作纵深推进，要做到持续领跑并非易事。”

那么，从《条例》入手，还能做什么？

“居民参与、产业导入与持续发展、特色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三大关键因素。这些在《条例》中其实都有相关规定和具体表述，在后续贯彻中应加以深化。”曹晓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条例》的宣贯，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更多居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同时，对应《条例》，市、区两级应加快编制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形成更有力的工作合力、更有效的工作实施机制，切实破解乡村建设中的‘急难梗’，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独具魅力的乡村文化品牌，为乡村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在记者的走访调查中，躬身村镇乡建工作20多年的朱晓青，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风貌上要保持“乡土味”，功能上要承接“都市圈”，品质上要接轨“国际化”。

具体而言，“在乡村建设中提升乡村风貌，一定要与本土化特色紧密结合，不能盲目追求网红元素，不搞一刀切，做到‘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他同时强调，要跳出原先“重建设、轻运营”的窠臼，做好运营前置，“无运营不建设”，让乡村可持续发展。

在功能上，乡村建设则要加快推进村庄现代化，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朱晓青直言要借力，“依托杭州大都市圈，尤其是城区近郊一些镇街村庄，在规划设计时要考虑承接都市型功能和产业的外溢，比如数字科技产业、现代农业、文旅休闲等，加快实现迭代发展。”

国际化也是杭州乡村要做的大文章。他认为，这是“杭州在成功承办亚运会、迈上2万亿台阶后一定要做的事。”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杭州也迎来了一波‘China Travel（中国游）’外国游客。”朱晓青在与记者的交流互动中分享了多个在网络走红出圈的短视频，“杭州应抓住亚运红利期和144小时过境免签窗口期，加快打造一批具有杭派乡村特色和辨识度的品牌IP，吸引国际游客，用好国际流量，对外展现杭州乡村振兴的富美画卷。这些内容，也可以在《条例》后续的优化中体现出来。”

“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做什么？”眼下，这阵涟漪，还在持续。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法治精神从“纸头案头”

跃入“田间地头”

记者手记

一部地方性法规，能为杭州乡村建设带来什么？一个月的调查走访中，记者始终带着这个问题。

“没有依据”“没有支撑”“没有权力”……三年前，当与记者谈论乡村建设种种问题时，镇村干部们常常流露深深的无奈。

《条例》的出台与实施，为突破这种制度困境打开了口子——20年来杭州深化实施“千万工程”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强化了起来，明确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划出了“底线”“红线”，推动乡村建设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条例》就像一个引擎，不断激发乡村建设领域深层次改革——原来理不顺的体制机制逐步厘清了，原来推不动的工作逐渐铺开了，原来分散的力量也在不断聚合，符合杭州乡村建设实际的机制在形成、流程在完善、体系在建立。

三年后，当再度谈论起乡村建设，尽管仍面对着不少待解的难题，镇村干部们更多的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回应，“细化政策能不能加快些”“技术标准能不能更明确些”“统筹力度能不能更强些”……《条例》让他们有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底气，也让“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实践持续深入。

而在一叠叠基于调查、围绕《条例》展开的课题报告和草案中，记者也看到，杭州正步履不停地推动乡村建设从“有法可依”迈向“良法善治”，相信不断健全的乡村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将成为杭州构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地方性法规体系的重要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