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论述精神，系统总结和梳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近日，我市社科界举办杭州市文化特派员的制度创新与时代价值学术工作坊暨杭州市社会治理高层次学术沙龙。这也是我市首次针对文化特派员制度进行的理论探讨。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的重要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很好解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需求短板，是在文化层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探索，也是“千万工程”杭州实践的深化。如何整合条块资源，实现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文化特派员的角色定位和制度定位是什么，又如何与乡村群众共情？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四地社科学者围绕杭州市文化特派员的多元实践、社会功能、发展困境和优化路径开展学术讨论，为比较、共享大都市郊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提供机遇。

会议采取乡村文化场景现场观摩和专家理论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内外专家和省市文化特派员代表共同观摩了钱塘区钱塘小雅农文旅项目和江东村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与会人员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对乡村文化特派员的多元实践路径、群体构成、实施成效、制度保障、短板困境、优化路径开展了充分讨论，旨在推动文化特派员从实践创新走向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重要参考和智力支持。

“‘重建生活空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生活空间的呈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文化重建。文化特派员制度，是农村工作中重要的制度优势，使村庄里的文化认同感能很快凝聚起来、活跃起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建议，要在人才、政策和文化下乡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文化特派员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浙江是‘千万工程’的发源地，做好乡村振兴，核心在于人才，所以要非常重视乡村人才的外流问题。”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萍从文化特派员的“下乡”与“入乡”角度切入，她认为，作为政府输入型的人才支持政策，文化特派员是谁、到乡村做什么、可以给乡村的文化振兴带去什么，以及现有制度的设计与文化特派员队伍如何有机融入乡村，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更加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马超峰在“文化新逻辑与乡村社会公共性重建”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乡村文化应该围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来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要重视日常生活领域，二是要重视乡村公共领域，三是要重视数字空间塑造的公共场域。把文明实践、公共服务和数字带来的公共文化的冲击三个联系在一起，把参与性、可及性以及数字带来的价值重塑结合在一起，如此来建设今天的乡村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转向。

与会的省内外学者还探讨了做好文化特派员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乡村文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属性，优质文化下乡要避免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支配，文化特派员要注意平衡好行政统一性与社会自主性的张力，文化特派员要重点构建乡村公共性，文化特派员促成政社结合型共同体等。

下一步，市社科院还将结合杭州百村社大调研项目，持续在文化特派员所在村庄和社区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更多基层文化工作经验，推出更多文化工作典型案例，助力文化特派员把优质文化注入基层，把优质文化种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