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日（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1周年，由相声演员张云雷、杨九郎表演的《大上寿》，其中一个片段被人上传微博，指其在相声中用国殇“砸挂”：“（你）大姐嫁唐山，二姐嫁汶川，三姐嫁玉树。”而在另一场演出中，二人则用“慰安妇”玩梗：“去部队慰安去了！”

“砸挂”，演员之间通过彼此取笑来制造笑点，本是相声艺术常用的手段。然而以民族的灾难来制造“笑点”，显然已突破了底线，乃至堕落谷底。有人说张云雷二人是忘记了灾难、忘记了国耻，哪有！分明记得很清，不是吗？

张云雷已公开道歉，然而其道歉究竟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来自内心的反省，尚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更值得追问的是，张云雷的这段表演发生在2018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现场爆笑声此起彼伏，可有谁觉得不对吗？难道在这些“看客”的心里，国殇，只在5月12日这一天才被敬畏；悲悯，只在5月12日这一天才被激起？

张云雷、杨九郎只有两个人，而“看客”则有无数。鲁迅先生当年如此论“看客”：“看客们对先驱的死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充其量只是获得更多的餐桌旁闲聊的素材罢了，先驱的血恰好可以给这些过着灰色、平庸生活的闲人们着一层红色，增加一点刺激，充当他们无聊人生的调味品。”抚今追昔，何其相似乃尔！不是有“迎合观众”这句话吗？张杨二人的脱轨演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看客”趣味的迎合。

而且“看客”之中，不乏“死忠粉”，偶像都已公开认错了，他们却还在忙着扮演“洗地”的角色：“有人故意要抹黑张云雷，心疼二爷！”“那是说相声，还让相声活不？”甚至说三个嫁到灾区的女儿能回来给母亲过寿是“对灾后幸存者的美好祝愿”。很同意相关报道中的一句评论：“袁隆平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们这些脑残吃饱了。”然而比“解气”更重要的依然是“解决”——如何将这些“看客”从麻木、混沌中拯救出来呢？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鲁迅先生当年在《呐喊》的“自序”中这样叙述自己弃医从文的缘由：“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时代发展到今天，文艺对于建设国民精神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那就是要弘扬正能量，用正能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不能不说，张云雷、杨九郎表演的《大上寿》堪称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