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将面临处罚。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陆续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进入“强制时代”？这样的表述意味深长。那么“强制时代”之前的“时代”又是怎样的呢？当然不可能是“自觉时代”，而只能是“放任时代”。实践证明，单凭市民的自觉，垃圾分类要落到实处，将遥遥无期。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是一段必走的、绕不过的路程。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个关于口香胶治理成本的论述：我国香港靠重罚但因无法监控而徒劳无功，每年依然要支出6000万港元清理口香胶；新加坡则是禁止生产、禁止进口，但会引起贸易纠纷；而日本，既不重罚也不禁止生产、进口、消费，但街面上没有一块口香胶。张五常由此得出结论：市民的高素质是最低的治理成本。

这段论述，2015年我曾写进《垃圾减量关键在“人”》一文，认为提高国民的文明自觉才是推动垃圾分类的正道。不能不承认，日本在垃圾分类上成为世界典范，与日本多数居民在垃圾分类上的高度自觉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然而今天看来，提高文明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而垃圾围城的严峻局面则迫使中国的城市必须临渴掘井，等不及“西江之水”。“强制分类”，就是临渴掘井的一招。

固然，孔子有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这段话，千百年来的人们普遍认为孔子是在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排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却忽略了孔子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表达了某种肯定——“民免”，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好的结果吗？相对于“有耻且格”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是“优”与“次优”关系，“次优”，也是“优”。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告诉我们，未必先有“知”然后才有“行”，“行”也可以推动“知”、强化“知”，最终达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强制分类”的意义不仅是规范广大市民处理垃圾的行为，同时也起着一个文明引导、文明推动的作用，是要通过“道之以政”来实现“齐之以礼”。

当然，推动垃圾分类，宣传、引导依然是重要的，“道之以政”与“齐之以礼”可以双管齐下。还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为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运动，在宣传、引导上的投入是不惜成本的；日本同样存在因缺少自觉性而乱扔垃圾、偷扔垃圾的居民，也需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强制性规范，但日本在“强制”的同时，更注意在制度设计、硬件建设上便民利民，这是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中国城市需要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