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种力量——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文化基因无疑涵养于源远流长的浙江学术思想——“浙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要义的“浙学”基本精神，审视并梳理浙江精神的“浙学”渊源，对于传承好、发展好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以民为本”的政治观

“以民为本”的政治观要求施政者以人为本、勤政爱民、保民利民。历史上的“浙学”家大都信奉儒家传统文化，“仁者爱人”“民本仁政”的观点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例如,万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云：“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意思是说，儒家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但凡于民有利之事，一丝一发也要推行；而于民有害之事，一毫一末也要革除。

当前，我省各级党政机关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让人民群众共享“放管服”改革的实惠与成果，种种惠民利民政策，都是对历史上“浙学”家倡导的“明德亲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传统政治观的继承与发展。

“工商皆本”的经济观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则一直是历朝历代的治国之策。历史上浙江的思想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肯定商品交换与商业活动在社会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性与正当性。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观：“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财富增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梳理历史上浙江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就会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迅猛，无疑受到了“浙学”中一贯坚持的“农末兼营”“工商皆本”经济观的深刻影响。

“崇义养利”的价值观

“义”注重全局、整体利益与道德诉求，“利”则考虑个体利益与自由追求。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明确主张“义利合一”“公私兼顾”的价值取向。汉儒董仲舒则把儒家的义利观演变成“道义为上”的“绝对利他主义”。南宋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其观点提出批评：“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在叶适这里，先秦儒家提倡的“义利合一”主张得以“正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浙江人推崇的“崇义养利”“义利双行”的价值观有直接关联。浙江人的世界观中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主旋律，浙江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冲突时，既讲求个人利益，又讲求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既有合理的个体利益诉求，也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和合兼容”的文化观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也与“浙学”一贯提倡的“和合兼容”的理念有密切关系。以天台山“和合文化”为例，因为有寒山、拾得“和合二圣”的存在，使得儒释道三教共处于天台山，互融共促，造就了以“和合圆融”为核心理念的“和合文化”。

浙江精神中的“和谐”“开放”“图强”，无疑是对“浙学”中“和合圆融”“兼容并包”文化观的传承与弘扬。今天，“无浙不成商”“无浙不成市”成为独特的浙江现象，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浙江，把浙江带到了国际化新高度。2018年1月，从义乌发出的“中欧班列”横跨欧亚大陆，联接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成为互联网、物流、民心相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写照。

“求真务实”的实践观

“实”之一字，可谓浙江精神的一以贯之之道。“实学”也是“浙学”的代名词，在观念意义上，王充以“实事疾妄”作为学术宗旨，王阳明推崇“事上磨练”的为学工夫。在自然科学领域，沈括的《梦溪笔谈》遍及天文、数学、化学、生物、冶金等各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浙江学者更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形成的重要推手，张履祥以“治生”为目的的“经济之学”，陆陇其“求之虚不若求之实”“实行必由乎实学”的言论，皆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经典之论。

“浙学”中不仅有丰富的实学理论，还不乏实学、实干的践行者。例如，“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于谦，“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的王阳明，“鉴湖女侠”秋瑾，“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他们皆是历史上浙江儿女中“实干家”的典范。

简而言之，“实学”就是浙江精神的哲学基础。秉持“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践行“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永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期望，需要继续坚持“求真务实”，传承与弘扬历史上“浙学”家崇尚事功、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

“勇于担当”的事业观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王阳明在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之后，“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马寅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提出“新人口论”，充分论证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浙江人无论是从事日常劳作，还是进行思想创作，或是建功立业，均有一种勇于担当、矢志有为的精气神。

一艘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这离不开浙籍共产党人和浙江人民的鼎力支持。此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处处可见浙江人的身影。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充分彰显了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本质上的相通。

新时代，浙江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再谋新篇、再立新功，就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创业创新精神，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干出勇立潮头的新气势，开辟改革发展的新境界。

“万物一体”的生态观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浙江先民早有“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例如，王阳明提出的“万物一体”说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体同在、和谐共存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学术资源与理论启示。

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考察安吉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如今，“两山”理念已然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指南。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发表演讲，深刻阐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无疑汲取了儒家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我共生、天人合一”情怀的养分；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则是对传统儒学中“万物一体之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浙江精神一方面源于浙江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源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是浙江历史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在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今天，只有大力弘扬浙江精神，才能进一步开拓未来，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浙江篇章。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