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报今起刊发系列评论，聚焦社会治理的浙江实践，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建设。

对于中国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有一句“金句”：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当改革的促进派，又要当改革的实干家。同理，对于社会治理，广大人民群众也应争当“行动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时，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角度，提出诸多便利群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切实举措、重点方向。

为何基层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如此重要？

首先，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很多问题的形成和破解，“你我他”是关键“变量”。比如，如何不让遛狗成为“文明之痛”？垃圾分类如何落地？老旧小区停车难如何破解？解决这些难题，没人能“一言九鼎”“一招制胜”。

问题是，如何让人人行动起来？顶层设计当然最重要。有了制度，群众参与就有了“尚方宝剑”，群众“唱戏”就有了“舞台”。如今，《决定》出炉，框定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大方向。这不仅升级了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也必将推动各地更多创新实践，让这一制度体系不断充实。

其次，激发公众参与，政府有效引导是关键。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绝不意味着政府职责或责任的减少，而是要求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方式，变单向管理为互动共治。实际上，在如何有效引导上，政府部门在议题设置、规则建立、议程推进等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可能比以往更多。

笔者所在社区推进加装电梯工作的过程，就充分彰显了有效引导的重要性。所有的楼道居民都被加入“微信群”，从进楼入户、宣传政策到成本、费用等信息的公开透明，从挨个征询意见到积极组织群内讨论，民意的表达在有效引导下变得更加主动和理性。当笔者回复说暂时不能在意见表上“签字”并表达歉意时，社区工作人员反而安慰说“没关系，暂时不加入电梯安装也是您的应有权利”，让居民体验到一股社会治理新风。有这样的通畅表达和共商共议，治理难题的破解也就不足为奇。

以此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其实是个大考验，也是个大机遇。一方面，它将进一步淬炼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件事干好了，党的执政根基将更扎实，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将更高，其他工作的推进都将得益于此。

最后，公众自身观念转变更不可或缺。笔者的小舅子前不久结婚，岳父没少感慨：香烟酒席都是一笔不小开支。但是他告诉我，周围亲戚朋友都如此，又能如何？可见，风气已成。改变风气就需大家形成共识、转变观念、共同行动。实际上，移风易俗的诸暨模式就由此着手。他们通过党员干部带头、深入发动群众，从2018年5月开始，全市438个村庄红白事无一破例违规，每场节约开支5万元左右，有效破解了移风易俗的基层治理难题。

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可是，我们不能光做“发言人”，还要做“行动派”。好在，浙江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上创新颇多。“三治融合”“枫桥经验”等创举都源于浙江，还被写入了《决定》。沿着共建共治共享这条路走下去，浙江这片土地必能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