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杨开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郁建兴

中山大学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何艳玲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周宇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其中，“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法，受到广泛关注。本期我们特邀3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谈谈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主持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提法，您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

杨开峰：共同体意味着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决策程序民主、资源配置公平、结果共享正义。首先要明确，尽管存在利益格局分化和社会主体多元化，但是矛盾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其次，“人人有责”解决的是意识问题。政府要转变观念，强调人人参与不仅是因为政府资源有限，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格局正在转型，这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体现。同时，公民应该有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认识到参与公众事务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更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人人尽责”解决的是行动问题。一方面要用制度保障“人人尽责”的可能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更多的信任支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第四，“人人享有”解决的是结果问题。要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人人享有、人人满意。这既包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也包括化解矛盾冲突、照顾各方利益，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更加和谐。

郁建兴：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有了更高标准的战略规划。过去我们讲“社会治理”，通常都假定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社会，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成效、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大多停留在政府考核的层面，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关系不是很大。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将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的新局面。进一步说，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在执行阶段参与社会治理，更要共同规划社会治理的目标，共同设计社会治理的政策，共同探索社会治理的工具，共同开展社会治理实践，共同评估社会治理成效。

何艳玲：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也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和责任感。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日益凸显出不匹配、不兼容的地方。如何通过治理变革和机制创新来弥合两者间的“缝隙”，需要重新思考。“人人有责”回答“谁来管”的问题，即由谁来主导和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三个“人人”互为因果、环环相扣，为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之道提供了系统方案。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三个关键点：首先，党建是引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要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制度是保障。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再次，落地于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也是人们最能体验到美好生活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的工作重心向下、方式多元、能力提升。

改革机制、创新方式、协同治理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要真正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还须克服哪些痛点、难点？

杨开峰：一是政府观念和体制机制还须改革。有些地方对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认识不到位；有些基层政府权责失衡；部分地区社会矛盾的化解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大量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

二是协同治理手段缺乏。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职责与能力范围。

三是应对新型社会风险形势严峻。新型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大，难以预测，传播迅速而广泛，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社会行为的机制发生变化，网络犯罪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面临挑战。

四是社会组织的权能还比较薄弱。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较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充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表现还不突出。

五是多元参与方式有待创新，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特别是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社区认同感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

郁建兴：一方面，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激励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即如何让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同治理中来。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划分责任。我们都知道公共池塘的悲剧，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享受了多少池塘资源，造成了多少污染，所以没办法精确地知道每个人需要承担的维护责任。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办法在操作层面上划分主体责任，那么社会治理将始终是政府的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的关系。顶层设计明确改革方向和边界，为地方自主创新提供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而地方在此基础上和既定边界内，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迅速营造多元治理的格局，通过行政推动的手段，选择性地“培植”一些典型。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但不能促成社会治理的内源式发展，反而削弱了政府与社会、民众的整体互动。所以，推动社会治理应该多一些耐心和等待，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政府以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

民主协商是独特优势，科技支撑是突出特点

主持人：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展了十九大的理论成果，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要求，您怎么理解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何艳玲：民主协商是基于对“共同”的理解与挖掘，分层次有重点开展工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关键是要实现对“共”的理解，它包括三层含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商议机制、共同的行动规则。具体而言，一是要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共同诉求和意见主张进行判定和识别，寻找三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共同利益诉求是可商议的，可以通过平台搭建和机制设计，弥补现行管理体制和反馈渠道的不足之处。三是共同的商议结果是可落地的，各主体根据对协商结果的呈现、评估采取共同的行动。

科技支撑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呈现。对于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科技支撑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实现信息的交流互通。一是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缓解政府管理过程中自身的结构性紧张，比如职能部门空心化、基层政府工作部门化等。此外，社会事务的复杂性要求建立部门间的横向联合机制，这就需要用科技手段打造跨部门甚至跨行政区划的信息平台。二是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壁垒。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点”与社会事务的“面”之间不对应，垂直部门专业化的职能设置与社会事务的多样化变动性之间无法匹配。这就需要信息技术补足两者的差异，通过网格数据的收集和精细化治理，熟知民生民情。

杨开峰：民主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解决基层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模式是党领导下的基层多元共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民主协商、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

科技支撑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生产力问题，是社会本身发生深刻变化的折射，不断冲击和改变社会的边界、结构、关系、机制和认知，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治理的客观基础。社会治理的对象、理念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治理问题不断涌现；同时，新兴科技为治理带来广阔的潜力和可能性，为解决一些长期积累的痛点、难点问题带来机遇。我们需要利用科技手段来重塑治理边界、改善治理结构、创新治理工具、改革治理方式，增强社会治理的执行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治理效能。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新样本

主持人：从“枫桥经验”到“三治融合”“息事无讼”等，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面走在前列。新时代，浙江如何发挥“三个地”的独特优势，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本？

杨开峰：继续强调党建引领，建立更全面、更有效的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凝聚合作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

持续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要努力向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大局中改善社会治理。要把社会治理同浙江其他领域的治理实践结合起来，比如同“最多跑一次”改革结合起来，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同数字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等。

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不断总结经验，实现持续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怎么样才算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怎样才算现代化？我们怎么能保证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评估、问责、学习必不可少。

郁建兴：一项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经验，是因为它具有超越属地治理特征的普遍性。社会治理实践要成为经验，除了完善的治理体系之外，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治理能力。制度容易学习和复制，而能力的培养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时间的积累。

无论是“枫桥经验”、民主恳谈会，还是“三治融合”“息事无讼”，它们的背后都是一批又一批基层精英在灵活运用制度。所以，浙江省作为当代中国众多治理经验的发源地，想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领跑全国，除了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总结经验之外，更需要去思考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扩散，给浙江省各级政府总结治理经验提供了重要样本。“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注重制度和机制的设计，更在如何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上，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参考。唯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双管齐下，浙江智慧才能走出浙江，成为浙江经验，为中国方案贡献浙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