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探索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连日来所引发的关注，国家卫健委日前回应说，不献血不会影响个人信用，更不会有惩戒，因为人们不献血有健康、年龄等各种客观原因。

国家卫健委的回应，几层意思表述得很清楚了：其一，献血是公民自愿行为，非强制。其二，一个能捐出自己的热血、组织甚至器官的人，一定有着利他和奉献精神，值得信任和信赖。第三，社会征信体系既要惩戒失信，更要褒扬诚信，从而让无偿献血的善举得到更多支持和肯定。

“献血纳入征信”之所以引发公众质疑，一方面，或许跟长期以来“让失信者付出应有代价”的舆论氛围不无关系。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某种思维定式，信用建设只重惩处，不重激励；从另一方面讲，只要说到征信，固有概念中，易同“黑名单”联系在一起。公民一旦被记录，很可能会影响到贷款、买房、就业乃至日常出行等，不久前的王思聪、罗永浩被限制高消费及飞机、高铁出行等，就是代表事例。

这就有必要厘清概念。早在2014年6月，国务院制定并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这是一个“大网”，覆盖的是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拿杭州来说，率先探索“钱江分”制，依据基本信息（身份特质）、遵纪守法、社会用信、商业用信、亲社会行为五大维度，侧重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普惠，比如，可以进出到学校打球，优先享受购票服务等，这在信息采集与适用范围对应上是明晰的。在日常金融行为上，公众可以通过央行个人征信，对于贷款，即央行在借贷信息（包括借钱、欠款）、信用卡信息（包括逾期记录）及法院民事判决、欠税等方面，给个人建立的“信用档案”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

当然，真正打消公众质疑，更有必要划定“边界”。征信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平日遵纪守法，不能抵消他在借贷方面的信用记录。以此类推，激励“无偿献血”，也不能冲抵他日常失德失范行为，更不能让未献血者形成客观上的“信用赤字”。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在今年8月就表示：“什么样的失信行为将纳入信用记录，失信到什么程度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后将受到哪些制约和惩戒，这些都要有明确的法定依据；同时，对失信行为的认定、记入信用记录和惩戒，也要避免泛化和扩大化。”避免征信应用扩大化，当然还是要防止各类社会征信系统的混用，这就有赖“于法有据”，各部门在提供、接入及维护信息时筑好边界、权责分明、保持专业克制，至少不能把与经济、金融相关的个人征信，扩大到社会层面，这或许才是公众质疑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