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电动自行车治理水平，有必要补足短板！

随着生活秩序陆续恢复正常，电动车违法问题又开始显现：西湖大队文教中队平均每天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260起以上；仅3月30日到4月5日一周，下城大队武林中队就查处了3013起交通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违法占九成。据统计，去年，我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135万余起；电动自行车已成最大交通事故涉案对象，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占全年交通事故总数37.6%，死亡人数占总人数29.1%。

两相对照，其实也突显了普遍存在的治理困境。从近年来基层治理实践看，困境主要在于“一高一低”。高，指的是执法成本高。违法处理完全靠现场，和当事人推敲违法细节，有时像一场“辩论赛”，量大不算，还耗时费力；而“低”则是违法成本低。对闯红灯、逆行等一般违法行为罚个几十元，又是人性化执法，目的还是为了提升大家的文明骑行素养。然而，却又由此消解了执法威慑力。

电动车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生活便利是不言而喻的。尤其从鼓励低碳出行角度来说，作用更不可替代。像笔者就常年选择“弃车从骑”，一来停车方便，二来也省油省费。2019年4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电动车新国标，除了对车辆采取限速、限重外，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便是要求配有脚踏，强化骑行能力；所有备案车辆使用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种种举措，都立足于生产源头安全管控。

破解电动车现实治理困境，还是要补齐短板。其一，不妨酌情加大处罚力度，提升违法成本，在人性化和威慑力间多做些权衡；其二，则是要补足立法短板。就后者而言，浙江省正在加紧制定《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草案）》，将电动自行车等一并纳入，其中明确：科学合理分配路权，完善非机动车通行道路、停放区域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对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行政执法职责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承担。这些条款对于规范路权、明晰执法主体等，无疑有着重要探索意义。

此外，作为“数字城市”，杭州有必要加大数字赋能。以共享单车为例，小小一个智能定位芯片，就解决了困扰已久的乱停放问题。河北邯郸则在全国城市率先建立起物联网电动自行车智能管理系统，为全体市民免费提供加装电子车牌、智能芯片和号牌服务，极大提升电动自行车数字化治理水平。此举值得杭州借鉴，果能行之，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