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问世100周年。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来到家乡老宅的柴屋，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变成了方块字。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讲述了“手沾墨水口来尝,真理味道终觉甜”的佳话；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做《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就有必要回答《共产党宣言》中文翻译的一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如《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是依照哪个或哪些母版翻译的？母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中获取的？讲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共产党宣言》精神，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主要参照英译本

关于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母版，现有的研究往往比较模糊。事实上，单说某一个母版的提法都是不准确甚至错误的。1977年1月15日，陈望道在文汇报《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写道：“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那么，何以证明陈望道依据的版本是日文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又为何“主要是英文”呢？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这些版本的译文中加以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霍四通曾撰文提出，陈望道使用的日译本底本，系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06年创刊号刊载的由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而这个日文本原就是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英译本而非德文原本。印证陈望道是参照英译本决定译文的最典型例子是，日译本从英译本翻译而来时的错误，在陈望道的中译本那里得到了纠正，比如日译本中将Danish误译为“和蘭”，而陈望道则在纠正后译为“丹麦”。如果没有参照英译本，不可能会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

又如，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的 Bourgeois 和 Proletarians 两个重要词汇，1906年日译本译作“绅士”和“平民”，而陈望道则把它们翻译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很显然，陈望道并非仅仅依靠日译本进行翻译，而是最终根据英译本的原意确定其译稿。“绅士”和“平民”只有财富上的差别、社会地位上的悬殊，甚至道德形态上的差异，而陈望道笔下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陈望道的译文更加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要义。

《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从何而来

根据党史界多有定论的观点，陈望道翻译时参照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但既然陈望道最终是根据英译本来定稿的，那么讲清楚英译本的提供者是谁，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准确把握《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已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如李大钊指出，“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们认识到：必须尽快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出来，让全中国有理想、有抱负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有志之士，早日读到它们，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当时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之间的界限，尽快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在讨论《共产党宣言》翻译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复旦大学教员邵力子推荐了浙江同乡陈望道。于是便由邵力子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稿委托函，并随函寄去日译版及英译版《共产党宣言》。

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1920年5月，陈望道拿着译稿回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请人进行校对、勘误，不久后《星期评论》因被迫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他们便更积极张罗出版单行本事宜。《共产党宣言》翻译和出版自始至终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分不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上、干部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兼校组织部副部长；义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