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机关到企业，从饭店到食堂，纷纷创新举措、力求实效。但杂音还是有的，比如有人认为“反对浪费”就是抑制消费，抑制消费就是抑制市场的活力。如果这样的“杂音”成了某些党员干部的“杂念”，那么“厉行节约”就可能成为虚与委蛇。

鉴古可以知今，上述“杂音”，中国早已有之。

话说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康乾盛世”，其实到了乾隆时代，“盛世”已经开始衰落。因为是“盛世”，所以奢靡之风日渐盛行，到了乾隆朝已泛滥到无以复加，不仅权贵阶层互竞豪奢，既平常百姓，为了装门面、摆排场也不惜耗尽家财，“一事可耗数事之费，一日可糜数岁之积”。奢靡之风还导致了粮食短缺，粮食短缺又导致了多地暴发抢米风潮。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乾隆决心在全国上下厉行节俭、崇实去华，并责令地方官“务当随时劝喻，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侈，习于怠惰。”

应该说，乾隆在厉行节俭方面，刚开始时方向还是明确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越到后来，厉行节俭越流于口号化，“法禁之不从，令申之不从”，奢靡之风反而愈演愈烈。所以然者何？史家给出两个原因，其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朝廷出台了很多措施、立了好多规矩，没有几条被认真执行甚至形同虚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以乾隆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于厉行节俭的首鼠两端，在思想深处并不认为奢侈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奢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必然产生的合理现象，甚至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繁荣。乾隆巡幸扬州，有诗：“三月烟花古所云，扬州自昔管弦纷。还淳拟欲申明禁，虑碍翻殃谋食群。”诗末自注：“常谓富商大贾出有余而补不足，而技艺者流藉以谋食，所益良多。使禁其繁华歌舞，亦诚易事。而丰财者但知自啬，岂能强取之以赡贫民？” 按他那意思，如果禁止了奢靡之风，也就阻挡了财富由富人向贫民转移的通道，百姓岂不更穷？

乾隆的一番歪理颇具欺骗性。那么如何反驳他呢？北宋司马光《训俭示康》的一段话正好可与其针锋相对：“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清朝自乾隆开始，贪污腐败横行，统治者对人民的盘剥变本加厉，恰与官员群体追求奢华生活从而丧失人格官格关系甚大，此后百余年间大清朝也因此从盛转衰。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国之所以惨败并签下《马关条约》，导致台湾被日本统治长达50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军费不够——军费呢？当时的大清不是GDP世界第一吗？军费据说被慈禧挪去修颐和园了！

关于节俭与奢侈，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有一个论断：“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