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用工”，亦即通常所称的“零工经济”。近年来，电子商务和网络约车、叫餐、快递等新经济新业态迅猛发展，一个骑手可以接单多家平台，而平台也不用与骑手、司机签订劳动合同。缺少劳动合同保护的劳动者权益，该如何保护？日前发布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在全国率先做出探索。其中，在“激励和保障数字经济发展”上，明确提出，要“强化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用工服务的指导，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完善数字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工作时间、报酬支付、保险保障等方面规定，保障数字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去年12月21日，外卖骑手韩某伟在送单途中猝死，只得到平台2000元“人道主义补偿”。在公众关切之下，“饿了么”平台日前终于改弦更张，发文称已与各方紧急商谈，推动改进保障提升和结构优化事宜，保额将提至60万元；在新的保险规则实施前，平台将提供抚恤金，本次事件中的60万元抚恤金将在本周内交付身故骑手家属。这样一个事件，就很能凸显“动态用工”在劳动权益方面的尴尬处境。尽管结果让人有几许欣慰，但却无法改变“动态用工”劳动者权益缺少法律保障的现实。

所以，也就愈发凸显浙江此次出台“条例”的意义。早于2019年10月，浙江还颁布《关于优化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意见用工条例》，就新业态灵活用工进行了梳理，大致分作7类，除传统“直接用工”和“劳务派遣”之外，其余分别有：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劳务外包、加盟协作、其他合作关系等。“分类施策”的最大好处就是不搞“一刀切”，努力适应动态用工灵活多样形式。比如，上述法规中，对于平台企业时常采用的劳务外包、加盟协作等其他合作形式，除对“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可参加社会保险”等作出明确外，法规也提出，“由相关当事人与从业人员签订民事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从业人员、合作单位之间权利和义务”。凡此种种，亮点在于有效突破了相关劳动法规的限制，落点在风险收益的对等原则。换句话说，无论哪种用工方式，劳动者合法权益都必须受到妥善保护——在此之前的公众讨论，有不少集中在是否要对现行劳动法规进行修订，也有人认为，“凡用工必须签劳动合同”。

包容审慎不等同于野蛮生长，更不是放任自流。当我们期待类似外卖骑手悲剧不再重演，其实更是要求监管不能自缚手脚，必须跟得上新技术新业态发展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