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建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答复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认为“农民工”属“歧视性语言”，颇值得商榷。如果说“农民工”是歧视性语言，那么“农民”也是歧视性语言吗？换一个角度说，也很难找到一个比“农民工”三个字更简洁、更具概括力的词，来定义“来自农村、进城务工”这一群体。像深圳人社局建议的“来深建设者”，虽然彰显了“建设者”这一意义，强调了“农民工”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但就定义来说，显然有失准确。

“你就一农民”“你这是农民意识”……“歧视性”溢于言表；“我们要关怀农民工，肯定他们对城市的贡献，解决好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能看到“歧视性”吗？可见“农民工”这一名词本身并不具“歧视性”，“歧视性”总是来自外部，其一是对于农民工的偏见，其二则是对于农民工群体权利的不公平对待。

诚如深圳市人社局在答复中所说，人民日报、新华社乃至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都在使用“农民工”一词，显见“农民工”不具“歧视性”，“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歧视性”总是来自外部，作为媒体，对于“农民工”一词，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还是需要持审慎态度——在负面报道中避免凸显当事人的农民工身份，在正面报道中则不妨凸显当事人的农民工身份；要把握好“非必要”原则，在“非必要”的情形下，不要去刻意标注当事人的身份、民族、地域、学历等个人信息。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用到“农民工”一词，快递小哥、小区保洁、饭店服务员、出租车司机……我们日常打交道的这些人，可能不少人就是“农民工”，但我们对他们另有称谓：师傅、大姐、美女、帅哥……“农民工”一词总是出现在更高的层面，比如党和政府的文件、媒体的报道，它们大多着眼于保护农民工群体的权益、着眼于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保障，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现实中的讨薪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等。也即是说，唯有更好保障农民工群体权益，补齐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权利与福利落差，让他们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才能降低“农民工”一词的使用频率，消除笼罩于其上的“歧视性”色彩。

为“农民工”正名，立意良好。然而相对于“名”，“实”更重要，“实”至然后“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