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的召开，是浙江迈入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什么才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要如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近些年来，浙江的做法可概括为“建立三个机制、探索四条路径、缩小三大差距”，而且每一个机制的构建、路径的探索和差距的缩小，都有一系列具体做法和典型案例支撑。

浙江实践一：建立三个机制，夯实共同富裕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浙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探索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机制。

首先，是共同奋斗。《左传》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鼓励勤劳致富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这就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聚焦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创新体制机制，以创业带动就业，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早在2015年底，浙江就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由此，3500多万农民全部当上了股东，享有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收益权，共同奋斗做大村集体经济“蛋糕”。当前，浙江正加快“村富”带动“民富”，力争5年内全省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目标超过1000亿元，直接分红的村集体新增1000个，村集体经济给农民年度分红力争达到100亿元。

其次，是先富带后富。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级阶段是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效激活个人和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那么在全面脱贫、建设小康的新时代，提倡共同富裕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先富带后富”的有效机制，让先富群体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宁波余姚市梁弄镇提出了打造“共同富裕联盟”，以横坎头村为核心，加上毗邻的5个村，再算上镇里经济落后的3个村，共同组建而成。由“联盟”承接生意订单，然后再派单给“联盟”各村，做到“有生意大家一块做，有项目各村一起推进”。在浙江，这样的“共富联盟”还有不少。

第三，是先富帮后富。现阶段，任何社会的初级财富分配都不可能平均化，因此必须建立再分配制度，而“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积极鼓励先富群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帮助后富人群、社会弱势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近年来，浙江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均走在全国前列。同时，浙江还积极探索慈善机制创新，其中慈善信托的发展成为亮点。近年来，多家机构纷纷开展慈善信托业务，将慈善资金投向饮用水水源保护、乡村教师解困、三农精准扶贫等慈善领域，许多项目已经见到实效。

浙江实践二：探索四条路径，走出共同富裕之路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中，浙江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积极有为，努力探索共同富裕的机制性创新模式，努力开拓共性问题的破解之道、引领变革的先行之路，逐步探索出了四条共同富裕的特色发展之路。

一是，产业促共富。从早期的专业市场、小商品贸易，到民营经济、块状经济、“一县一品”，再到当前如火如荼的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小镇，浙江始终牢牢牵住产业发展的“牛鼻子”持续发力，不断增添着共同富裕的底气。目前，浙江省已启动实施36个产业集群新智造和33家“未来工厂”试点，2021年上半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7%、24.2%。

二是，建设促共富。“要致富、先修路”，而其中的农村建设一直是我国的短板弱项。当前，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而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设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浙江在经历了改水改厕、路面硬化、村庄环境整治以后,率先公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计划, 并提出“规划、村容、创收、乡风”的四美要求。当前, 各地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因地制宜地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本地发展的工作经验, 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安吉模式”坚持生产先行、生态同步战略, 率先提出生态产业化工作思路，把全县作为一个大农村来进行整体布局规划，并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桐庐模式”按照全域景区化和村美民富的新要求, 从源头和细节上做好农村环境的治理工作, 分层分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并与发展乡村旅游、村民的自我发展完善相结合。

三是，改革促共富。改革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懈动力，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浙江对共同富裕之路的探索离不开改革这把“金钥匙”。例如，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在新市镇培育试点中，走出了一条从“两分两换”试点实践向农房改造集聚常态化推进的新路子，被业界总结为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姚庄模式”。15年来，姚庄镇历届党委政府围绕城乡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持续改革创新，使姚庄镇从全县倒数第一逆袭成为冠军镇。2021年6月，浙江省委进一步提出把未来社区建成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基本单元和人民幸福美好家园的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使命下，未来社区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

四是，数字促共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作为浙江省“一号工程”的数字经济，不仅引领了浙江高质量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和区域差距，更通过数字化改革为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2016年，浙江省委首次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数字化推动下不断得以深化，延伸到全国各地和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同样由浙江率先提出的“产业大脑”概念，在实践中得到不断迭代提升，在“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推动下，浙江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数据生产要素的叠加、倍增作用被充分激发。

浙江实践三：缩小三大差距，描绘共同富裕之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实现了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从对内对外开放到深度融入全球，从基本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跃升。而这种跃升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的大幅度缩小。浙江正是通过缩小三大差距，为我们描绘着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

首先，是城乡差距。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素来藏富于民，尤其是农村发展水平长期处于全国前列。2021年，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已连续37年领跑全国各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了6.8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94，城乡收入差距连续第9年呈缩小态势；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超过98％。

其次，是收入差距。经过持续脱贫攻坚、“三清零”、“两不愁三保障”，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61、家庭年可支配收入20万-60万元群体比例提高到30.6％。其中，浙江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年收入1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人均收入8000元以下都实现了清零。2022年浙江提出来还要实现人均收入9000元以下的清零，高水平实现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压缩。在具体做法上，浙江各地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三，是区域差距。浙江虽然是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区之一，但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样存在。早在2001年，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浙江省就提出“山海协作工程”，旨在推动浙江省以浙西南山区和舟山海岛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把山的特色与海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推动陆海统筹、山海互济。近年来，浙江省又聚焦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26个县，针对各自的发展优势，一县一个方案，实施山海协作升级版，举全省之力帮助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区域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