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胡宏伟，财经作家，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主要著作：《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等。

去年10月1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系列榜单，杭州市有36家企业上榜，连续22年蝉联“全国第一”。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杭州凭借科技创新大放异彩。今年2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杭州民营企业的“浓度”颇高，受到广泛关注。

近日，“学与思”采访组专访了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经领域研究的学者、财经作家胡宏伟，用其独特的维度解读杭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记者：最近杭州再次“出圈”，外界评价杭州是民营经济的沃土。那么您认为杭州这片“沃土”的基因是？

胡宏伟：看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南宋定都杭州，奠定了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江南时代崛起；第二，江南时代的崛起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发育，为其后明清及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就是始于47年前的改革开放。

杭州成为民营经济大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看杭州的民营经济“沃土”，就要看浙江的民营经济；而要看浙江的民营经济，就要把其放在全国的视野中。

浙江无疑是改革开放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作为中国自下而上草根型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省份，如果以时间为轴、以区域经济为坐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史——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相对成熟期）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

温州是浙江改革开放的“起点”。浙江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不是培育了多少老板，而是创造性摸索了改革发展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集中体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三个率先”：

一是率先发展商品经济；二是率先建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三是率先孕育产权彻底清晰的民营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国而言，这一进程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之后才宣告完成。

而在浙江，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时，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确立，并构成了所谓“温州模式”的土壤性内涵。

改革初始时，北浙江财富积淀丰厚，属于以乡镇集体经济为基石的本土化“苏南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强政府；南浙江家底太薄，只能选择个体私营经济从零起步的“温州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强市场。

20世纪90年代的义乌，是浙江改革发展中的2.0版本。它是不断完善的，完善的是坚定维护市场经济不动摇，同时又开始探索政府行为。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温州模式”为之注入了旺盛的市场基因，“苏南模式”告诉了义乌什么是应有的政府力量。作为南、北浙江发展优势的连接者、学习者，义乌一路走来勇敢而不莽撞、审慎而不狭隘、创新而重规则。

我在最新出版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中，概括了“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围绕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辩证关系探索的四条成功经验：一，六代市场十四任书记，坚持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只有完善从不动摇；二，把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抓大放小，懂得进退；三，尊重市场却不放任，善于用政府行为之“长”补市场自发之“短”；四，市场经济不是让政府退出市场，而是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

21世纪的杭州，是浙江改革发展中的3.0版本。首先，杭州是个富有开放意识的城市。开放意味着什么？开放带来流动性，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得包括人和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组合。因此杭州同时拥有“杭州人在杭州创业、杭州人在外地创业和外地人在杭州创业”的三重特征。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本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融进来”，方能成就活力勃发的大市场。其次，杭州在“义乌经验”的基础上很好地深化探索了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杭州拥有比彼时义乌更大的空间、更高的行政层级、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更丰厚的文化土壤，这些都是杭州民营企业以及科创型民营企业成长的“空气和水”。

从47年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轴上考察，“杭州现象”并非幸运的偶然。纵贯温州模式、义乌经验、杭州现象的，是坚持不变——更准确的表述是不断提升进化的三大共性底层逻辑：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激发“人的创造力的解放”。

记者：杭州一直倡导“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杭州在这样的良性营商环境打造中，做了哪些有效尝试？

胡宏伟：探索和实践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杭州持续且富有成效的改革课题。我们不妨从杭州打造营商环境很著名的两句话语去尝试解读：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意味着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各方面需求高度重视并勇于承担责任；无事不扰，则意味着政府放下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以尊重和平等的姿态，清晰把握政府与市场——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之间的边界，想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我”意指政府，“你”意指企业和企业家。这句话同样包含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中的政府责任以及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阳光雨露”含义的理解：和一般意义的政府行政性扶持不同，“阳光雨露”强调的无疑是公开、公平、普惠的经济生态环境。

这些年来，与其说杭州地方政府培育了这些优质民营企业，不如说是杭州培育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更准确地说，就是“好的”政府行为培育了“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好的”政府行为，必须是在法治化基石之上遵循市场规律、信守市场准则、尊重市场主体。很多时候，比热情的态度和高效的服务更靠得住的，是深入人心的市场经济理念和机制：

一、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直面的不是“有为”还是“无为”的选择题，而是能不能厘清“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杭州的探索告诉我们，有为政府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必须，但不是放任权力扩张乱作为，要抓大放小，懂得进退。

二、政府行为应该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相反，政府行为的结果比其所描述的动机更重要。自由、透明、公平的有序竞争，是一切市场活力的源泉，政府是市场共同规则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但不能超越共同规则。政府要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政府权力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办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建立有制度约束的法治化的“好的”市场经济。

“有限、有为、有效”，正在成为一直在路上的杭州践行政府行为探索的方向：政府不能无所不为，政府也不应该无所作为，如何为社会经济供给边界明晰的有效服务，是政府行为永恒的课题。

记者：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您认为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力？

胡宏伟：如今，国内外经济大环境错综复杂，民营经济是我们应对复杂格局的重要基本盘。民营经济要强筋壮骨，必须从以下两方面去推动：一方面是关于民营企业家如何自我提升，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从企业家层面来看，首先是能否实现“人的升级”。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商人转变为企业家，如何从商业模式创新升级为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在于，商人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企业家更多的是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着力于推进科技进步，更加注重创造美好的社会。

其二，新生代企业家向何处去。曾经，我们的创业者更多依靠的是吃苦精神，如今科技含量的比重越来越大。新生代企业家是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比第一代创业者拥有更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时代，他们有自己的技术“护城河”，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市场竞争力。杭州的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在强大的技术迭代的同时，能否实现理念和精神世界的迭代？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先是要更好地、坚定不动摇地保护民营企业。在此基础上，要用恰当的产业政策引导民营企业：第一，要保持和推动杭州硬核科技进步的良性趋势；第二，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和高精尖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升级是基础、转型是方向，我认为在当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对普遍就业和民众增收的作用不可忽视；第三，要分清楚高科技产业和高科技应用的关系，我认为对更多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来说，扎扎实实地落实好高科技的应用更具现实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民营经济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我认为，没有一个春天需要等待，只要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在，“春天”就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