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返国立艺专之后，与部分师生合影，左四为方干民，左五为潘天寿。

蔡元培肖像。

早期代表作《秋曲》1931年10月绘。

《孙中山遗嘱图》

    1930年，经蔡元培的引荐，25岁的方干民应聘到杭州艺专任西画教授。

    这是方干民从法国留学回国的第二年。

    方干民1925年赴法留学，此前一年，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入二年级。留学的原因其实简单，他的老师李超士告诉他：巴黎的生活费同上海差不多，既如此，为什么不在艺术之都学画？不过多出一个路费而已。

    尽管如此，方干民还是借了高利贷。并在回国后的多年中为偿还高利贷头疼不已。

    1929年9月，方干民经蔡元培之女蔡威廉的介绍，拜访了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在法国留学时，蔡威廉比方高一级。

    蔡元培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两天后，方干民再次拜访，并带去了几张法国留学时的习作。蔡对西欧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法国巴黎现代新兴绘画趋向。二人约定，为蔡元培画一幅肖像油画。这幅画像，如今就在上海蔡元培故居中，只不过从未公开对公众展示。

    蔡元培显然是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此后的日子里，方干民多次登门拜访。

    蔡元培当年提携了一众年轻艺术家。林风眠年仅25岁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主持筹办国立艺术学院（后来的杭州国立艺专）并任院长；刘开渠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回国后进入杭州国立艺专；庞薰琹在自传中也曾提到过，当年曾怀揣着蔡元培的介绍信，在林风眠家门口如何又止步退却了。

    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国立艺专西迁之前的7年，成为方干民创作的辉煌年代。

    而他的课在艺专也极受欢迎，凳子从课堂内一直摆到走廊上。艺专是模仿巴黎美术学院的模式运作的，回国不久的方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以画风近似立体派而出名，本人又恰巧姓“方”，学生于是戏称他的画为“方派”，即立体派。这一时期他也正好创作了著名的《白鸽》、《秋曲》和《节日的西湖》。

    朱德群后来回忆说，方干民先生的立体分图，使我们接近西方的近代绘画风格。方是艺专教他最久的老师。

    1940年9月，方干民被国立艺专解聘，携眷移居重庆。在八个月艰难的失业日子后，194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保管科总干事。

    失业要追溯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艺专的西迁。学生丁天缺后来回忆，西迁途中，杭州艺专受命与北平艺专合并成国立艺专。陈立夫于是希望通过此机会瓦解蔡元培先生体系的教职员予以全面清洗。

    在学生吴冠中后来的回忆中，同样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方老师的解聘，还引发了一场学潮，但最后他还是离开了学校。“后来听说他任职于国民党党史机构，创作党史画，这也许是那幅《孙中山遗嘱图》引他走上一段画党史画的道路。”

    那幅著名的《孙中山遗嘱图》，是1935年杭州艺专诸师为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进行的创作之一。题材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除了《遗嘱图》，还有吴大羽《孙中山讲演图》、林风眠《国民党回忆》草图等等。这张图，竟然不自觉成了方干民画风转变的契机。此后的岁月里，方干民的党史画涉及国共两党。

    那幅《遗嘱图》，后来方干民回忆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事——图中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其实并不在场，在场的应是不在画中的孔祥熙。这是方干民在登门求见张继时张继亲口告知的。方干民于是承认，在辨认签名时，误把孔祥熙的签名辨认成了张继。

    不久，在张继的推荐下，方干民进入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在档案处工作，是个闲职。档案处内分整理、保管两科，整理科是把编辑处移交过来的史料加以登记、分类、整理，然后移交保管科，保管科则在空袭警报时搬运史料入洞，以及平时的凉曝史料、调阅史料等工作（彼时国民党党史会会址在距重庆廿里外的老鹰岩，山间有高大的天然石洞，因此被选为空袭存放史料的好地方，档案处就在洞口建屋与其他三个处地点相距三四里），史料内容以孙中山革命时期的史料照片最为珍贵。

    3年半时间里，他完成了10多幅肖像以及巨幅历史画《邹容》、《肇和军舰起义之前》、《陈英士被刺图》等。

    1944年秋，潘天寿任国立艺专校长，把方干民重新请了回去。

    从1945年起西画系首次推行了画室制，方与林风眠、吴大羽、倪贻德、关良、李超士、吕霞光等都曾开设画室。这时艺专的师资几乎集中了中国西画界的精华，由是造就了后来在中国艺术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二代油画家。

    1946年，汪日章担任校长，教师之间由于莫名的人事纠纷，方又被逼离开了学校。

    第三次回到艺专（此时已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已是1958年，方干民重新被聘任教授。

    1962年起，油画系开设了三个工作室。与过去不同，工作室不以个人命名，而只表明数字序列。但他们的风格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第三工作室是当时的主流：苏联写实派；第二工作室由留日的倪贻德负责；方则被聘为第一工作室主持人，重视法国传统的艺术教育风格。

    他的教学间接使得学校在几乎清一色的苏派艺术教育体制下，还能保持一丝来自不同源泉的风格，也使老艺专的学术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留和传承，不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弱。对于二十年后，中国艺术在灰烬之上的复苏不可或缺。

    但不过几年后，方干民就陷入无所措其手足的境地，在那个时代的残酷批斗下，他在牛棚中曾服毒自杀。虽然被抢救下来，后遗症就此留下，1984年，他第四次胃部大出血，救治无效在杭州逝世，终年78岁。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当时唯一在身边的孙女说的，“我画好了！我画好了！”

    从“牛棚”出来的方干民变得沉默寡言，他重新拾起画笔，同年轻人一样，背起重重的画箱到江浙各地写生。没有人重视他的新作，但他内心对于自由创作的喜悦，大约从1981年他的妻子苏兰给儿子的信里可见一斑：“你爸爸本来说十日左右回杭，同道去的都已返杭，他一人还留在那里，画瘾真不浅，每天要走十华里的路去作画，天雨就画渔民头像，想此次回来，当有不少收获哩！来信说还要留十余日。”

    这年，方干民已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