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6日上午，在朗朗童声诵读《大学》首章声中，浙江图书馆“棹湖孤山 问津琅嬛”庚子晒书雅集也正式拉开序幕。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的藻思阁中，浙江图书馆与六位浙江籍收藏家，在现场展示珍贵古籍，与来会同仁分享古籍保护经验和故事。同时还邀请著名古籍保护专家吴格先生，以中华传统晒书文化为内容，举行题为《藏书家与藏书保护》的讲座。

自青白山居院门往内，左右碧纱橱内传统晒书仪式由穿着汉服的“小姐姐”展示，或侧放图书，或舒展卷轴、或挑动书叶、或抖晾书籍。再现传统晒书活动情境。浙图的老师介绍说，其实所谓晒书并不是真正的曝晒，而是在通风的地方抖展书叶，让干燥的风带走灰尘和潮气，延长书籍的寿命。

一路往上到藻思阁，更有昆曲、茶艺、插花、古琴等表演，把雅集的一个“雅”字突出到了极致。

这场雅集的另一重头戏是，浙江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赠送影印精装本《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彰显古籍保护的传承延续精神。

这背后有一个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故事，众所周知，《四库全书》这套古今第一奇书在国内共有“三部半”，其中半部就收藏在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归藏浙图后，兴起过两次大规模的补抄之役，其中1923年春，由时任省教育厅的张宗祥先生发起组织 “癸亥补抄”，就浙江图书馆所藏底本补抄12种，复赴北京借文津阁本抄校，以二百数十抄手之力，费时两年有余告竣 ，计补抄缺书缺卷211种、2046册，重校丁抄213种2251册。

“另外三部可以说是皇家的，但杭州的这一部在太平天国被毁之后，通过民间力量补齐，具有不一样的文化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依靠的就是人民。”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说。

“今天这个赠书更像是一份回礼，感谢国图的前辈们曾经给予浙江图书馆前辈们的友情关怀和文化支持。”他说，用晒书这样的雅集来呈现古书的魅力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现在古书都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但晒书的意义不只是晒这个举动，“古人就是从翻旧书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灵感，我们也想用这样的雅集把最经典的部分表达出来。”

“晒书曝书是保护古籍，驱除虫媒的一种手段，到了当代除了保护的含义之外，还带有分享介绍展示的意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说，古籍是竖排繁体字又没有标点的，要让大众亲近古籍、了解古籍，最关键的是古籍收藏单位要主动走出来，将珍贵的古籍展示给大家，讲述背后的故事。

除了民间抄书补全文澜阁《四库全书》外，还有一件悲壮往事，也将成就一段佳话——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馆藏《四库全书》及其他珍本的安全，沿途迁移至贵州贵阳城郊地母洞，直至1944年11月，黔境告危，遂转运迁渝。抗战胜利后，才返回浙江。褚馆长接受采访时，剧透了一下，因为这个渊源，之后会考虑和贵州图书馆之间就文澜阁《四库全书》做一些有意思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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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晒书何时成了传统？

古人为防止书籍善本受潮或遭虫蛀，会“晒书”。晒书，又称曝书。看似琐碎小事，但由此生发的风雅趣事，常常令人回味无穷。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载有“袒腹晒书”的段子：“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从中看出郝隆生性狂傲，自诩才高八斗，满腹诗书。晒肚皮等于晒书，看古人行事何其洒脱幽默。

这故事后来衍化为“仰卧曝日”之典。《漳州四时竹枝词》就有“晒衣六月蠹能除，酷热金乌燎太虚。此日天门开好晒，郝隆惟晒腹中书”的诗句。

曝书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穆天子传》中就有“天子东游，次于雀粱，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魏晋时期有了七夕曝书的习俗。

到汉唐时，曝书逐渐形成制度。至北宋，更形成独特的馆阁翰院文人的曝书集会。曝书至此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博雅文人品鉴学习诗书的绝佳机会。

现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苏州人还有晒书习俗。也有的地方在七夕晒书。在山东新泰，有曝书山。据《新泰县志》记载，山下韩家庄的一位书生屡试不第，后隐居山上，不复出世之望。某日因书籍被雨淋，遂将之放在山顶石板上晾晒，人们遂将此山名为“曝书山”。明代诗人高如山为之赋诗日：“曝书当日缘何事，强与青山换姓名。秦火未消经未著，辛勤应是鲁诸生。”

关于晒书，历代诗家还留下许多名句，如刘筠的《戊申年七夕》：“岂惟蜀客知踪迹，更问庭中晒腹人。”清唐孙华的《周砾圃被盗窃书砚作嘲盗诗戏和》：“从今腹笥防窥瞰，莫向人前卧晒书。”清孙枝蔚《七夕忆内》：“遥怜弄针妇，空嫁晒书人。”毛奇龄《七夕》：“向夕陈庭尝下果，连年每晒腹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