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泠印社是名满海内外、专业从事印学创作、研究的机构，被誉为“天下第一社”。其历任社长如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到饶宗颐，无一不是艺术大家，或鸿学巨儒。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至今的七任社长中，竟有三位与银行有缘，即：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其或为银行研究员，或为银行秘书，或为银行行长。为此，笔者经常在想，这难道仅仅是历史机缘的巧合吗？ 张宗祥
（1882年－1965年），浙江海宁人，原名思曾，字闻声，晚号冷僧，自署“铁如意馆主”，一生主要从事文教、图书事业，且于文学、史学、考古、金石、书画、医学、音乐、戏曲等诸领域皆有建树。1949年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和西泠印社社长，著有《书学源流论》《手抄六千卷楼随笔》《冷僧书画集》等。 张宗祥自幼就被誉为“奇童”，读书过目不忘，在青少年时期就研读了大量经史子集，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曾获清光绪末年举人之功名，早年在海宁开智学堂任教，旋在桐乡桐溪学堂任史地教员，后又赴嘉兴秀水学堂任教，兼嘉兴府中学堂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任浙江高等学堂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不久便离开杭州，赴京任大理院推事兼清华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其又回杭先后任教育司教育课课长兼浙江高等学堂教员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25年任温州瓯海道的道尹。北伐后，他赴汉口任平汉铁路局秘书，抗战期间随路局内迁。 到达陪都重庆后，张宗祥先在交通部工作，不久进入中国农民银行，被委以经济研究处（类似于今天各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处长，主要从事时局分析和经济政策与金融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并提出经营方略与建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民银行系民国的四大国家银行之一，且为四大发钞行之一，其前身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抗战胜利后，中国农民银行回迁上海。解放前夕，张宗祥拒绝随农民银行去台湾，毅然留下来等待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上海解放伊始，为平稳接管影响经济命脉的银行系统，市长陈毅亲自找到时任农民银行主任秘书的张宗祥做工作，他二话没说，带头递交了辞呈并说服其他高级职员主动辞职，从而使人民政府顺利接管银行。此后，张宗祥便以行医养家度日。不久，政府让其在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浙江图书馆馆长二职中任选其一，他说：“我是浙江人，当然回浙江。”于是便回到家乡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从此专事文化艺术工作。 张宗祥不同于一般的书画家，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根基，多凭兴趣，旁涉诸艺，而无心于成名成家，却被誉为近代书法开山人物之一。其自幼随外祖父沈韵楼习字，并从颜体入手。由于取法乎上、路子纯真，对其一生学书多有裨益。他22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始学行草，尤好“二王”书法，同时兼习鲁公《争座位帖》《三谢帖》等；30岁后遂倾情李邕，改习北海，勤学苦练明拓本《思训碑》。用其自己的话说：“益肆力临北海书。得明拓《思训碑》，‘夫人窦氏’极清晰。自此之后，一变‘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矣。”19l5年，他又得李邕的《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等，夜以继日，心慕手追。他取法李邕的主要目的是想从李处上溯“二王”，并对北海的短处了然于胸。他以为李字笔力稍逊，略显单薄，故又勤临《龙门造像》《张猛龙碑》《史晨碑》《华山庙碑》等，以强笔力。自34岁起，他不拘一家，将各碑参互临习，在入古基础上革新创造，逐步形成自家面貌。晚年仍进击不懈，70岁后每日早餐前皆背临一通《神龙本兰亭序》，令人可叹可敬。 张宗祥深知，书法虽小道，但仅有勤学苦练尚不够，必须用丰厚的学养和文化意识去研索领会，才会有高贵而洒脱、规正而放意的“书卷气”。正是在学问的支撑下，张宗祥最终完成了“以学滋书”的蜕变，形成了既有帖之清逸、又有碑之雄伟的独特书风。其亦擅绘画，崇尚品藻情趣、学养格调的文人画风格。他强调作画要有“古意”，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以参透传统笔墨来表现时代特征。 细数张宗祥一生之功绩，精心整理、抄校古籍是绕不过去的。经其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已出版的有《说郛》《国榷》《罪惟录》《越绝书》等10余种。圈内人都知道，他抄书成癖，往往边抄边校，运笔如飞，夜以继日，一昼夜能抄二万余字，无比匹敌，一生共抄校图书9000余卷，故鲁迅戏称其为“打字机”。尤其是他42岁时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可谓近世罕有匹俦的文化伟业。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是抗战中《四库全书》迁移的主持人，兼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在抗战14年的烽火岁月中，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辗转由浙迁渝，再安然无恙地迁回浙江，个中艰辛唯有自知。在重庆大轰炸时，他的家被炸得只剩下残垣颓壁，但其却舍家不顾，赶到青木关检视所藏的《四库全书》是否受损，为保护国家文物而奔走于敌机弹雨之下。 如果说，张宗祥补齐和保护《四库全书》堪称文化善举，那么其致力于西泠印社的复兴则为艺坛佳话。不擅治印的张宗祥之所以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1956年5月，他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率先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印社恢复过程中，他虽年事已高，但仍身体力行，与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等，在不同场合纷纷上书陈情，为恢复印社奔走呼吁，并带头并联络陈叔通、邵裴子等名家，将一些藏品无私地捐赠给西泠印社，以此来重振西泠印社的声望，给复社工作造势。自1962年起，杭州市政府陆续返还了西泠印社的部分房产和物品，使印社的活动场地有了根本保障。由于他在印社恢复与重振中充分利用个人影响力，在争取资金、返还社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在1963年10月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大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第三任社长，可谓众望所归。 千年印学，播芳六合；沧桑记忆，抚今追昔，我们不敢忘却这位银行界的前辈。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