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的凌晨，38岁的王益民走了。

生前，他是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法制大队的副大队长。

从警18年，他做过派出所民警，也干过反恐工作；去年年底，他来到了法制大队的新岗位上。

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一家四口的顶梁柱。

他和你我一样，是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高兴时爱哼两曲，干活时不苟言笑，每天来回于单位和家庭间的两点一线……

但一切，都在3月9日的下午戛然而止。

那个下午，王益民突发身体不适，送医救治。后抢救无效，于3月10日凌晨殉职，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和家人。

“老王可真拼”

民警韦性军还记得，周一傍晚下班前，他还跟王益民打了个招呼。

老王坐在位子上，电脑开着，低头看着笔记本和书，又抬头看了眼韦性军，笑着挥挥手，继续埋头工作。

下楼的时候，韦性军还感叹了一句，“老王可真拼”，中午随意塞了个早上吃剩的饼，下午就能一直撑着忙个不停。

大家早已习惯了老王的工作风格。不仅是拼命，他的办公桌还整理得比任何人都整齐，总让几位小年轻感到惭愧；到了中午午休和下班点，一些同事会玩玩手机聊聊天，他却依然坐在位子上继续工作。

同事回忆说，王益民调来法制大队三个月，正点和大家一起吃午饭都不超过5次。

那王益民都在做什么？

有时候，是在抓紧把手头工作完成掉，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看法律相关的书，让自己多补充点业务知识。

周一那天，到了晚上11点多，韦性军突然接到领导电话：“王大出事了。心脏不好，送去市三医院了。”

但有时命运真的太过吝啬。凌晨，坏消息再次传来。王益民走了。

很多同事到现在都无法接受王益民离开的事实。他们总觉得王益民还会跟往常一样，笑眯眯走进办公室，丢出一根烟——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加把劲一起努力把工作完成吧。

“如果当时我们凶他一下……”

很多人现在才意识到，其实从过年那会起，王益民就没好好休息过了。

去年大年二十九，王益民突然联系了不少分局民警，说现在疫情暴发，接下来一段时间涉及疫情的违法犯罪都要好好收集和梳理，这样能方便及时跟进指导。

有民警还觉得奇怪，这事确实要做，但不该等年过完再说吗？明天可就除夕夜了……

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王益民更是身先士卒顶在了一线。手头上的工作一个不落，又要抽身跑去涉疫人员集中隔离点执行防控任务。等两头轮轴转完，往往已经是凌晨，但第二天最早到单位的人——还是他。

前不久，上城发生了一起额温枪诈骗案，一位市民花了三千多元买额温枪，但转完账就被拉黑。案子后来交到了王益民手上，他速战速决几天就把全案办结，让嫌疑人退赃退赔的同时，还创造了上城分局刑事案件办理的最快速度。

大家恍然大悟，王大年前说要提前梳理案件，原来是这意思啊！

2月29日，好不容易没什么工作，总算轮到王益民休息。谁知到了中午，湖滨派出所又接到了一起涉及涉众型案件的人员聚集警情。王益民一听，急急忙忙又从家里奔去派出所……

谈起王益民，他的老同学也是老同事孔冬宁又气又悔，“我跟他说了多少次，赶紧回去休息，我自己都觉得烦了，他就是不听。现在想想，如果我们当时强硬一点，凶他一下，老王是不是就会回家了……”

“老王唱歌好，大伙儿都知道”

王益民从来不是单位里最活跃的那个人。他干活时话很少，全靠一股认真钻研的劲儿，赢得认可。

王烨是王益民在清波派出所时就带的徒弟。“小王”回忆起“老王”给他上的第一课：有一回办个案子，王益民一点不磨叽，刷刷交出了近三百页笔录，白纸黑字，事无巨细，逻辑清楚。“小王”几度哽咽，说自己当时就暗暗认定，这个师傅跟定了。

后来，从派出所出来，他成了反恐大队副大队长。从零开始，王益民又撑起了清河坊反恐怖“四联三防”的建设工作；再后来，到法制大队，王益民又干起了从未接触过的行政复议诉讼工作，“他一来就说自己在法制这块还是新人，会多看书多学习，多跟大家探讨业务。”同事说。

其实老王也有他“可爱”的一面。案子办得漂亮，他总会跟同事走去不远的慧娟面馆吃碗加料的片儿川，小小庆祝一下；他喜欢拿自己骑电瓶车上班的梗跟同事开玩笑，“你真幸福啊，我只能继续骑电瓶车。”甚至高兴的时候，王益民还会来上一曲——“老王唱歌好，大伙儿都知道”……

“他总是办公室里最后离开的人，怎么现在成了最早离开我们的人？”话说到此，许多人都红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