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时间，石雕手艺人在3块碑上刻下702个名字

“每年我都会过来，加上几个名字。”张振伟看着自己已经刻了7年的碑，就像面对一位值得敬重的故交。这次，他要在这块碑上增刻22个名字。

“无语良师碑”，3块成组，竖立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西侧，庄严肃穆。“遗体捐献，无私奉爱，助学促研，良师永志”，16个字说明了这组石碑的深沉内涵。

每年的清明、冬至前几天，石雕手艺人张振伟都会来到“无语良师碑”前，将完成遗体捐献的志愿者最新名单刻到碑上。到了今年清明，张振伟再次细数碑上的名字，702个。

“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内心很感动。”张振伟看着石碑良久，下了第一笔，电动直磨机的磨头与碑面接触，顿时溅出粉末无数，“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胸怀。”

这或许是另一种

“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张振伟开始刻碑前的良久停顿，与走神无关。就在他准备雕刻时，有家属向他提了个要求，希望将新增的名字刻在已有的一个名字旁边——那两个名字，属于一对夫妻。

“7年了，我发现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一个人选择捐献遗体，另一半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张振伟拿出工具，仔细地测量着碑上名字的间距，确定位置后，将印有楷体志愿者姓名的白纸附到碑面上，然后开始照着字体雕刻。

张振伟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整个面部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专注于刻字的他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对夫妇望着他出神。

“我的父母是浙江第一对共同捐献遗体的夫妇。”说罢，蒋遂上前轻抚着碑上父母的名字——蒋礼鸿、盛静霞。

蒋礼鸿、盛静霞是一对学界伉俪，蒋礼鸿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盛静霞是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抗战时期，两人经钱子厚先生介绍相识，喜结连理。后来，夫妇俩来到杭州，一同在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蒋礼鸿教的是古代汉语，盛静霞教的是古典文学。

1995年，蒋礼鸿因患肺癌辞世。老人生前早已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将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2006年2月14日，盛静霞老人89周岁生日，她将子女叫到身边，立下遗嘱，特别交代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给浙江大学。同年4月16日，盛静霞安详辞世。

“茫茫遗体早无踪，犹有衣冠向晚风。何日碑头朱变墨，云阶月地会相逢。”这是盛静霞在丈夫辞世后写下的一首七绝，叫作《怀云从》，“云从”是蒋礼鸿的字。这首诗虽是在怀念亡夫，却没有浓重的哀伤之意，反显出学者的风骨。盛静霞曾这样解释这首诗的意思：“云从墓碑上，有我俩姓名。伊墨书，我朱书。俾他日墨涂也。首句云云，盖遗体已捐献国家。”短短数十字，像极了管道升写给赵孟頫的《我侬词》，“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如今，“无语良师碑”上，蒋礼鸿、盛静霞两人的名字被永远刻在一起。蒋遂看着父母的名字，说了一件事——他和妻子也已经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做决定时的那份豁达是一种人生境界

张振伟一丝不苟地刻着字，7年了，他一直如此。也正因为这样，他记下了很多名字背后的故事。“这对老人，我印象很深。”他放下工具，抚着两个名字说，“他们都是百岁老人，也都选择了捐献遗体。”

陈锡臣和王梦仙生前是浙江大学和原浙江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华家池社区有名的百岁夫妻。2016年1月，王梦仙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102岁。当时，儿子陈天来在浙江大学华家池小区邵逸夫体育馆旁的宣传栏里贴出这样一张讣告：遵照先母遗愿，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作科研之用，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

也许这就是鸳鸯蝴蝶的姻缘，王梦仙去世56天后，103岁的陈锡臣也告别尘世。遵从老人遗愿，子女将他的遗体也捐献给了浙江大学。这对百岁老人的名字同时刻在“无语良师碑”上，自然令张振伟难以忘记。

陈天来说，他的父亲少有病痛，可母亲却疾病缠身，一个月中总有半个月卧床不起，是个“药罐子”。然而，母亲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对于生死大事十分豁达。“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当着一家人的面说，‘我的命看来是不长了，我死了以后，就把我送去给医生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陈天来回忆，当时他还年幼，对丧葬观念知之甚少，也不理解母亲那些话的深刻含义，只是简单地觉得“妈妈想做的一定是好事”。

这件“好事”，王梦仙在后来的生活中时常提起。2011年，已经97岁高龄的王梦仙毫无预兆地把子女都叫到家中，当众宣布：“我活到现在也够了，捐了我这身体的事，是好去做一做了。”这句话很符合老人向来的乐观风格，更有点开了一辈子玩笑，这次要认真一回的意思。对此，陈天来并不讶异，但还是要去听一听父亲陈锡臣的意见。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突然幽默起来：“你妈妈身体的质量不好，捐献出去总还有些缺陷。我的身体向来健康，一起捐了，倒是弥补了她的欠缺。”

遗体捐献志愿书是陈天来受委托替父母签的，他觉得，父母的决定体现了他们的人生境界，“这种舍中有爱的决定，给他们的人生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风吹，樱落，张振伟拍了拍已经有点发黄的工作服，继续替无私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刻画着人生的句号……

有一种贡献，叫“让后来人不再犯错”

张振伟的石雕手艺是从父亲张水根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从小就跟着父亲摆弄各种磨头。几十年过去了，机器石刻已经大面积替代手工石刻，可张家父子还是守着老手艺。“现在手工刻字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我和我爸爸还是愿意做这件事，值得。”张振伟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落得很稳，颇有外科医生给病人下手术刀时的精准——的确，石碑上落错一笔，便很难修改；手术中下错一刀，性命交关。

为了让后来的医学生不犯错，曾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的徐陬选择了捐献遗体。如今，女儿徐鸣每年清明都会到“无语良师碑”前，看着父亲的名字，以表祭奠。

徐鸣说，父亲一生从医，经常向家里人感慨，“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解剖台，站在后面的同学根本就看不到老师是怎么操作的，我去世后，你们把我的遗体捐给我的母校，让我最后再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吧”。1997年，徐陬因病辞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原浙江医科大学。

“我现在也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将来，我会和爸爸一样，成为‘无语良师’。”徐鸣说，她甚至和丈夫说过这样的话，“到我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不用抢救，把遗体捐给学校。如果我走的时候，器官还派得上用场，就捐给有需要的人。”

捐献遗体本已难得，徐鸣为何还要“拒绝抢救”？对于这一点，徐鸣表现得很淡然：“爸爸生前就把生死大事说得很简单，‘眼睛一闭，白布一盖就往学校送好了’。正是受他的影响，我也早早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退休前，徐鸣就在父亲工作过的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如今，她又和父亲一样，愿为以后的医学生“不再犯错”而捐献遗体——这种无私、伟大精神的继承，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由张振伟这样子承父业的手艺人，记录到“无语良师碑”上。

一个人的决定背后

是一家人的支持

石刻是细活，很费工夫。刻了一阵，张振伟摘下护目镜，吹了吹镜面上的粉尘，又仔细打量新刻的名字，看看是否工整。“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伟大的家庭。”说着，张振伟的目光移到了其中一个名字上——章浩祥。

作为儿子，章建国坦言，第一次听到父亲有捐献遗体的想法时，他的内心极度矛盾。“农村里很讲究入土为安，根本没人能理解我爸爸的做法。”他说，“我们做子女的，面对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劝阻，要帮爸爸跨出这一步，实在需要勇气。”

章建国说，父亲章浩祥是一名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抱有报答党和人民的强烈愿望。“他那时候求我们，说他做不了其他事情，只能捐献遗体，支持祖国的医学事业，希望我们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章建国说，父亲临终时留下一封遗书，嘱咐家里人务必办妥3件事，“一是要捐献遗体；二是遗体利用完毕火化后，要把骨灰撒江，不占土地；三是在他去世后，替他再交1000元党费。”

2015年9月，章浩祥辞世。今年3月26日，老人临终嘱托的3件事终于全部得以实现。“都说‘百孝不如一顺’，我想，支持爸爸的决定才是真的孝吧。”章建国说。

他们的生命已然终结，却无私地浇灌着他人的生命之树；他们的躯体或许不再完整，却时刻庇护着他人的生命周全；他们的音容虽已消散，但纯洁高贵的灵魂将在世间永存；他们不恋山清水秀的墓地，却让浩瀚的爱成为人间美景。”这是“无语良师碑”上的一段话，每一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都会看着这段话，缅怀无语良师。

被铭记的、被尊重的、被传颂的，无语良师留下的远不止一具遗体和一行姓名，更是一代代医学生深鞠一躬后，在灵魂深处树立起的立德从医、救死扶伤的信念……